在“去其苛暴，存其核”的大原則下，李斯主導的律法修訂，始終在嘗試探索一個更為復雜的境界——**在冰冷的“法理”與溫熱的“人情”之間，尋求一種微妙的、服務于統(tǒng)治的“平衡”**。這并非易事，卻代表著法律思想的一種進步。

  以往，《秦律》給人的印象是鐵板一塊，冷酷無情，一切以法條為準繩，極少考慮案件的具體情境和當事人的特殊情況。這種絕對化的“法治”，在戰(zhàn)爭年代和高壓統(tǒng)治下或許有效，但在追求社會穩(wěn)定的和平時期，則容易顯得僵化，甚至制造新的矛盾。

  此次修訂，李斯明確指示，在不損害法律威嚴和根本原則的前提下，可以適度引入“情理”的考量。這并非要回到儒家“屈法申情”的老路，而是希望法律在執(zhí)行時，能更具靈活性和現(xiàn)實針對性，從而更好地實現(xiàn)其維護秩序、教化百姓的最終目的。

  修訂班子圍繞幾個典型案例進行了激烈辯論，試圖確立“**法理與人情平衡**”的尺度：

  **案例一：孝子竊糧救母。** 一貧寒士子，其母病重，無錢買藥購糧，情急之下竊取鄰人粟米半斗，被發(fā)現(xiàn)后認罪態(tài)度良好。按舊律，盜竊無論數(shù)額，皆應施以重罰。

  儒家學者主張：“此子雖觸律法，然其心出于孝道，情有可原。若依律重懲，恐寒天下孝子之心，亦有違陛下仁政教化之本意。當輕判，或令其賠償了事?！?br />
  法家學者反駁：“盜竊即是盜竊，若因‘孝’便可輕縱，則人人皆可借口‘情有可原’而犯法，國法威嚴何在？此例一開，后患無窮！”

  經(jīng)過反復爭論，最終達成的修訂意見是：盜竊罪成立，必須依法懲處，以維護法律嚴肅性。但考慮到其動機的特殊性（為救母）、數(shù)額微小且認罪態(tài)度好，可在法定刑罰范圍內(nèi)，**酌情**從輕處罰，如改重刑為罰金加短期拘禁，并責令其賠償損失。同時，地方官府應關(guān)注其家庭困難，酌情給予救濟，體現(xiàn)朝廷仁政。這樣，既捍衛(wèi)了“法理”，也兼顧了“人情”。

  **案例二：老人過失毀物。** 一耄耋老翁，行動不便，不慎碰倒街邊貨攤，損壞價值輕微之貨物。攤主不依不饒，要求依律嚴懲。

  修訂意見：考慮到行為人年事已高，非主觀故意，且造成的損失輕微，可不按故意毀壞財物論處。應以調(diào)解為主，責令老翁家屬予以賠償，并對老翁進行訓誡教育。這體現(xiàn)了對年老者的體恤，也避免了因微小糾紛而動用嚴刑，激化社會矛盾。

  通過這些具體案例的剖析和原則的確立，新的律法修訂草案中，開始出現(xiàn)一些諸如“**酌情**”、“**視情節(jié)**”、“**考量其動機與后果**”等更具彈性的詞語。它們?yōu)閳?zhí)法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，要求他們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同時，也要關(guān)注案件背后的“人情世故”，努力實現(xiàn)**懲罰與教育、威懾與安撫相結(jié)合**的效果。

  李斯深知，這種“平衡”極具挑戰(zhàn)性，對執(zhí)法者的素質(zhì)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存在著被濫用的風險。因此，在賦予靈活性的同時，他也加強了監(jiān)督條款和對官吏濫用“酌情權(quán)”的懲處規(guī)定。他追求的，是一種**有原則的靈活性**，一種**服務于更高統(tǒng)治智慧的法治**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