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他站在了奧爾良家族那一邊，那么殿下，我必須跟您承認，那是我們的幸運！”

  當塔列朗親王提到拉法耶特這個名字的時候，諾瓦蒂埃侯爵猝然爆發(fā)了，他高亢的精神在房間當中回蕩，以極為輕蔑的態(tài)度否定了拉法耶特的價值。

  在后世的歷史上，拉法耶特享有極為崇高的名譽，作為“兩個世界的英雄”載入史冊，人們紛紛津津樂道于他志愿參加美國革命、并且回國之后參加法國大革命的人生歷程，并且認定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。

  然而，在這個年代，拉法耶特的名聲卻要比后世時要尷尬許多——

  一方面，波旁王朝復辟之后，原本的保王黨人們痛恨這個主動鬧革命的貴族，這個是理所當然的；

  在另一方面，即使在所謂的“革命”陣營當中，拉法耶特也同樣毀譽參半。

  因為，嚴格來說，拉法耶特雖然在美國是為共和政體而戰(zhàn)，但是在法國，他希望得到的革命果實是一個君主立憲政體，一個開明的君主制國家。

  他深受啟蒙主義熏陶，希望舊王朝能夠有所變革，能夠變得更加寬容和開明，讓下層人民同樣能夠享有尊嚴和權利；但他畢竟是拉法耶特侯爵，他的血統(tǒng)、他的財富和他的所有一切都來自于法蘭西的舊制度，他的所有親人也同樣是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不可能希望鏟平舊制度的一切。

  正因為他身上同時具有新舊時代的烙印，所以他在大革命期間也就同時站在了兩邊——

  他在1789年，是一個積極站在第三等級一邊的革命者，跟著第三等級一起向路易十六國王逼宮，并且親身參與了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，然后被當選為制憲議會副議長，負責起草《人權宣言》和制定三色國旗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“革命元勛”。

  然而，在最初的革命激情過去之后，拉法耶特的另外一面就展現(xiàn)出來了，他覺得革命的成果已經(jīng)足夠豐厚可以到此為止了，路易十六國王將作為一個實權國王和議會一起共治國家，這已經(jīng)實現(xiàn)了他的期望。

  因此，從這時候開始，他非常反感議會和巴黎人民對國王權威的進一步侵犯，他加入了斐揚派，并且成為了國民自衛(wèi)軍司令，想要以這一支控制巴黎的民兵武裝來維護君主政體。

  而就在這時候，國王和議會的矛盾沖突開始變得尖銳，拉法耶特雖然和米拉波（同樣也是貴族革命家）等人“赤膽忠心”，但是國王一家并不信任他們，認為他們和那些對自己逼宮的叛亂分子們是一丘之貉。

  為了擺脫危險的局面，國王也玩起了兩面派手段，一邊鼓吹對外強硬，一邊卻又偷偷地和奧地利勾結，不光出賣國家機密軍事情報，還試圖逃出法國。

  當路易十六出逃失敗、出賣國家機密一事敗露之后，國王瞬間成為了國家公敵，原本在議會當中死保國王的斐揚派，也被國王的所作所為搞得名聲掃地。

  拉法耶特等人雖然非常反感國王的所作所為，但是他為了維持局面，還是硬著頭皮顛倒黑白，把國王出逃說成是被人“劫持”。并且制憲議會還通過決議，宣布國王“無罪”，要恢復他國王的職權。

  而這種做法，激起了許多人的憤怒，1791年，不少市民來到馬爾斯校場Champ-de-Mars的“祖國祭壇”上抗議，并且聯(lián)署簽名，要求國王為自己的叛國行為負責，退位下臺。

  就在抗議聲當中，拉法耶特侯爵率兵前來鎮(zhèn)壓，最終約有五十人被槍殺，三百多人受傷。

  對群眾開槍讓巴黎群情激奮，拉法耶特不得不在不久之后辭去職務，然后跑到了外省，就此離開了法蘭西的最高舞臺。

  一年之后，大革命來到了風云激蕩的1792年，拉法耶特預感到革命將會徹底失控，全國各地都有失去秩序的風險，因此他回到巴黎，希望能夠阻止雅各賓俱樂部掌權，但是他很快就失敗了——一方面他并沒有什么搞陰謀政變的才能，另一方面，如今失控的時局，以及舊有權威的全面瓦解，已經(jīng)注定了革命將會走向全面激進化，拉法耶特一個人也不可能改變什么。

  在一切行動都失敗之后，預感到即將大禍臨頭的拉法耶特在這一年逃出了法國，逃到了他曾痛罵過的“反動專制”的奧地利，他當時的所有名譽也隨之化為烏有。

  不過他畢竟保住了命，在他逃離之后沒過多久，國王和王后紛紛走向了斷頭臺，而原本積極參與革命的那部分貴族們，也大多數(shù)都死于非命，其中就包括了上一代的奧爾良公爵。

  總體來說，拉法耶特因為參與了美國的革命而在法國贏得了崇高的聲望，美國的起義成功也讓他感到飄飄然，他以為理想可以輕易實現(xiàn)，結果卻被現(xiàn)實狠狠地教訓了一番。

  他想要以立憲革命來挽救國家，結果以國王為代表的舊制度，容不下他這個“叛逆”；而被激發(fā)起來的第三等級，又嫌他不夠“革命”，最終落得里外不是人，英明盡喪。

  小主，

  直到1797年，雅各賓派們紛紛被送上了斷頭臺，法國的秩序重新開始穩(wěn)定之后，拉法耶特被遣送回到了法國，這時候他不再具有操縱政局的影響力，只是成為了普普通通的議員，國家大事再也跟他沒有了關系。

  而這個務虛的角色反而更加適合拉法耶特，接下來的30年里，拉法耶特就以議會為舞臺，唱盡了高調，也在歷史轉折的每一個關頭上都留了名。

  1814年，正是他在議會當中帶頭向拿破侖發(fā)難，說了“法蘭西已經(jīng)為您流夠了血，絕沒有任何對不起您的地方，現(xiàn)在大家已經(jīng)受夠了，請您退位吧”之類的話。

  盡管他的話其實并沒有錯，但拿破侖到死都沒有忘記這件事，他還在遺囑中專門列了一條，故作大方地怒斥了拉法耶特，“在法蘭西仍物力豐盈的時候，遭到了兩次不幸的入侵，其后果應歸咎于馬爾蒙，奧熱羅，塔列朗和拉法耶特的背叛。我寬恕他們－﹣愿法蘭西的后代也如此”。

  1815年之后，他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，反對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和嚴厲清算，他要求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，并且為此和保王黨們打了多年的嘴仗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