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一次讓我們將目光投向東漢歷史上最令人稱道的黃金時代——

  “明章之治”的后半段，聚焦于一位以寬仁治天下、卻也為后世埋下隱患的守成之主——

  漢章帝劉炟。

  他并非開疆拓土的雄主，也非力挽狂瀾的中興英豪，但他用自己獨特的“柔”與“寬”。

  塑造了一個帝國最美好的模樣，卻也因其過度寬仁，為東漢的衰落悄然打開了第一道門縫。

  漢章帝劉炟，是漢明帝劉莊的第五子，其生母為賈貴人。

  但他自幼被明帝的皇后馬氏（明德馬皇后）收養(yǎng)，視若己出。

  馬皇后是一代賢后，史載其“既賢德，又儉樸”，熟讀《春秋》、《楚辭》，對劉炟的成長影響極大。

  他的父親漢明帝，是一位以“嚴切”、“苛察”著稱的皇帝，吏治森嚴，法令分明。

  而劉炟卻成長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心腸，他性格“忠厚仁慈，好儒術”。

  這種差異，既可能源于養(yǎng)母馬皇后的柔和教導，也可能是個人的天性使然。

  公元60年，他被立為皇太子。

  公元75年，漢明帝駕崩，十九歲的劉炟即位，是為漢章帝。

  他的登基，標志著東漢王朝的統(tǒng)治風格，從明帝時代的“剛猛嚴切”，轉向了章帝時代的“寬厚仁和”。

  漢章帝即位后，深刻反思了父親時代的統(tǒng)治風格。

  他并未全盤否定明帝的政策，但在施政基調上做出了重大調整。

  他深知，經過明帝十余年的強力整頓，國家綱紀已立，當前更需要的是休養(yǎng)生息，涵養(yǎng)民力。

  他的核心治國理念是 “事從寬厚” ，具體表現在：

  1. 平理冤獄，廢除酷法：他多次下詔審理冤假錯案，將四百余名刑徒減刑或遣返邊疆。

  最重要的是，他廢除了明帝時期的“楚獄” 和 “巫蠱之禍” 的連坐案例。

  這些案件牽連甚廣，人人自危。

  章帝下令“所有因楚王劉英、淮陽王劉延案件被流放者，一律赦免歸還本郡”，此舉極大地緩和了緊張的政治氣氛，贏得了人心。

  2. 減輕徭賦，關愛民生：他多次下詔減免田租和芻稿稅，并允許百姓以布帛代替貨幣納稅，減輕了百姓的負擔。

  每逢災荒，必下令開倉賑濟，并要求地方官“勸農桑，慎選舉，節(jié)用度”，實實在在地發(fā)展生產。

  3. 寬以待下，君臣和諧：他對待大臣十分尊重，樂于納諫。

  大臣們在他面前敢于直言，形成了較為寬松的朝議環(huán)境。

  這與明帝時“尚書抱案見大臣”、“大臣戰(zhàn)栗”的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
  這一系列的“寬厚”政策，迅速安撫了民心，使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和發(fā)展。

  史載“其時殷富，戶口滋殖”，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。

  如果說“寬厚”是章帝的治國之“術”，那么 “尊儒” 則是其立國之“本”。

  他將父親的“嚴切”轉化為對思想文化的整合與統(tǒng)一，其標志性事件就是召開白虎觀會議。

  漢代自武帝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以來，儒家經學內部派系林立，師法家法森嚴，對于經義的解釋各不相同，嚴重影響了國家意識形態(tài)的統(tǒng)一。

  為了“使諸儒共正經義”，漢章帝于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下詔，將全國著名的儒家學者，如班固、賈逵、丁鴻、李育等召集到洛陽白虎觀，討論五經的異同。

  這次會議持續(xù)了數月之久，學者們圍繞經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。

  漢章帝本人親臨現場，稱制臨決，即親自擔任會議的最終仲裁者，對爭論不休的學術問題做出裁斷。

  會議的成果，由史學家班固整理編纂為《白虎通德論》（簡稱《白虎通》）。

  這部著作，不僅統(tǒng)一了經義的解釋，更將儒家經學與讖緯神學進一步結合，神化了皇權和封建等級制度，使之成為一部國憲性質的法典。

  白虎觀會議的歷史意義極為深遠：

  1. 思想統(tǒng)一：它標志著漢代儒家經學走向了統(tǒng)一和定型，為此后數百年的封建統(tǒng)治提供了穩(wěn)固的理論基礎。

  2. 皇權強化：會議將皇權神圣化、絕對化，如“王者，父天母地，為天之子也”，極大地強化了皇帝的權威。

  3. 文化盛事：它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(guī)模的國家學術會議，展現了東漢王朝的文化自信和繁榮。

  在對外政策上，漢章帝基本繼承了父親時代的成果，但風格更為穩(wěn)健，甚至略顯保守。

  1. 西域政策的反復：明帝末年，西域都護陳睦被焉耆、龜茲攻殺，漢將耿恭、關寵被困。

  章帝即位初，曾一度欲放棄西域，罷撤都護。

  但最終在班超的極力堅持下，改變了主意。

  班超上書著名的“以夷狄攻夷狄”之策，表示無需朝廷大軍，可憑一己之力經營西域。

  章帝予以支持，任命班超為將兵長史，授予其代表中央的旗節(jié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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