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六章 左右為難
肖一誠從來沒有小看過任何人。
但他著實沒想到章幼營和魏冬仁的人脈關系竟然會那么廣博。
孔九如口中的周主任是誰?
肖一誠用“腳趾”都能想到是周佛海。
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影響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媲美的。
此人從求學初始,到現(xiàn)在的經歷頗為曲折。
1917年5月,周佛海被湖南第八聯(lián)合中學開除后,在好友鄧文偉、何亞雄、謝伯林等人的的資助下,先后到長沙、上海等地謀生求學。在上海的湖南會館,老鄉(xiāng)建議他去日本勤工儉學。
當年初夏,周佛海從上海的黃浦港乘船去了日本,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。周佛海在日本學習時,開始接觸、閱讀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,對國際形勢較為關注,對西方歷史,尤其是俄國和德國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,開始信仰共產主義。
期間,周佛海拜訪了《解放與改造》的主編張東蓀。周佛海在張東蓀辦的《解放與改造》上發(fā)表過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。
陳慶同通過張東蓀,約見了周佛海。周佛海就這樣與陳慶同組建滬上共產主義小組。暑假結束后,他返回日本繼續(xù)學習?;氐饺毡竞?,周佛海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。
一九二一年七月,周佛海在日本鹿兒島接到赴滬上參加我黨成立大會的信件,成為唯一從境外趕回來的海外一大代表。
可以說,周佛海的此時還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。
可隨后,此人的信仰就開始發(fā)生改變。
1922年3月,周佛海從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(yè)后,在東京京都帝國大學讀書的湖南老鄉(xiāng)幫助下,也考入該校。
也就是此時,周佛海動搖了信仰,逐漸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。
返回日本后,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,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。
1924年春,國共合作形成,中國革命形勢發(fā)生重大變化。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銀元的高薪,邀請周佛海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;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銀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。
戴季陶、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,極力反對國共合作。
周佛海受他們的影響,革命思想動搖,與黨的理論分歧越來越大。隨著地位的變化,周佛海與黨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。
隨后,周佛海請求脫黨。組織上為純潔黨的組織,準其脫黨。
周佛海一脫黨,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,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,宣稱自己要做一個“國民黨忠實黨員”,叫嚷“攻擊共黨,是我的責任,是我的義務”,成為常凱申翼下一得力謀士。周佛海加入國民黨后得以重任。
1926年,北伐軍攻占武漢,周佛海任國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。
1929年后,歷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(jiān)部政治訓練處處長、JS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。
1931年,當選國黨第四屆中央執(zhí)行委員。
1935年,任國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。
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出任常凱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,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代理部長等職。
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,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,而在日本國內,主戰(zhàn)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,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道路。
1937年7月7日,日本發(fā)動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,周佛海和汪兆銘認為抗日必敗,以停戰(zhàn)求和主張而聚到一起,周佛海就這樣投靠了汪兆銘。
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,全國抗戰(zhàn)的呼聲不斷高漲,周佛海與汪兆銘一伙與抗日唱反調,繼續(xù)鼓吹“戰(zhàn)必敗,和未必大亂”的投降主義言論,暗中與日本侵略者勾結,進行謀求“和平”的勾當。
去年年底,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,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兆銘等人逃往河內。
隨后,汪兆銘趁著常凱申發(fā)表抗日講話,逃離重慶,飛抵昆明。
周佛海隨汪兆銘及汪兆銘的老婆、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,逃到越南河內。繼而,周佛海出謀劃策,建議汪兆銘開展“和平運動”,建立和平政府。
周佛海會講日語,和日本方面策劃汪偽政權的要人關系密切,包辦了與日本的勾結和談判。
因此,周佛海是汪兆銘集團一系列行動的主要策劃者。
今年五月,周佛海隨汪兆銘等人一起飛赴日本討論汪偽政府的成立問題。經過幾番討價,汪兆銘集團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偽政權的保證。
七月,汪兆銘公開發(fā)表聲明與常凱申集團徹底決裂。
肖一誠對周佛海了解的越是清楚,就越敬畏周佛海。
難怪孔九如會如此忌憚章幼營,章幼營能夠與周佛海搭上關系,就說明此人不簡單。
孔九如不愿意因為這點小事得罪周主任。
同樣,孔九如也不愿意得罪另一位實權人物——陳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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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先生就是陳公博。
他的經歷與周佛海十分相似,甚至比其更盛。
他早年參加中國共黨,也是中共一大代表,而后脫黨而去,躋身國民黨行列,以“左派”自詡,曾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