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“配戶當差”制度：世襲戶籍下的社會枷鎖

  一、制度背景與核心設計：洪武治國的秩序重構(gòu)

  1. 戰(zhàn)亂廢墟上的統(tǒng)治需求

  元朝末年，持續(xù)數(shù)十年的戰(zhàn)亂使全國人口銳減。據(jù)《明太祖實錄》記載，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全國人丁僅約1600萬，較元初減少近70%，北方多地“道路皆榛塞，人煙斷絕”。朱元璋出身底層，深知“民者，國之本也”，為快速恢復農(nóng)耕經(jīng)濟、保障兵源與賦役，亟需一套將人口固化于特定職業(yè)的管理體系。其制度構(gòu)想既繼承了元朝“諸色戶計”的世襲邏輯（如軍戶、匠戶的分類），又強化了“以籍定役”的強制力——元朝戶籍尚可通過“投下戶”等形式變動，而明朝則以《大明律》規(guī)定“若詐冒脫免，避重就輕者，杖八十。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，罪同”，將戶籍世襲上升為國家法律。

  2. “配戶當差”的制度骨架

  - 分類邏輯：以職業(yè)為核心，將戶籍分為三大層級：

  - 核心役戶：軍戶（軍事）、匠戶（手工業(yè)）、民戶（農(nóng)耕）、灶戶（制鹽），承擔國家最基礎的勞役需求；

  - 專業(yè)役戶：儒戶（科舉預備）、醫(yī)戶（醫(yī)療）、陰陽戶（風水歷法），服務于官僚體系與社會管理；

  - 特殊役戶：樂戶（樂舞）、丐戶（賤籍），從事被視為“卑賤”的職業(yè)，戶籍世代不得變更。

  - 管理工具：與“黃冊制度”深度綁定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推行的黃冊，每十年更新一次，詳細登記人戶“丁口、田宅、資產(chǎn)”，并在封皮標注戶種（如“軍戶”“匠戶”），成為“配戶當差”的執(zhí)行依據(jù)。地方官府按黃冊強制征調(diào)勞役，“凡軍、匠、灶戶，役皆永充”（《明史·食貨志》）。

  二、典型戶種的運作機制：從職業(yè)綁定到生存困境

  1. 軍戶：被土地與兵役雙重捆綁的“國家農(nóng)奴”

  （1）軍事-農(nóng)耕的雙重負擔

  明朝軍戶約占全國總戶數(shù)的15%，總數(shù)超200萬戶。其管理實行“衛(wèi)所制”，全國設17個都司、329個衛(wèi)，軍戶按“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種”原則，平時50%以上精力用于耕種軍屯土地，所產(chǎn)糧食除自給外，需向衛(wèi)所繳納“子?！保ㄜ娂Z），每畝定額0.3-0.5石，遠超民戶田賦（平均每畝0.1石）。遇戰(zhàn)事時，衛(wèi)所按“正丁”征調(diào)，如永樂年間北征蒙古，每次征調(diào)軍戶達數(shù)十萬，“父子兄弟相繼死于兵戈”（《明通鑒》）。

  （2）世襲制下的惡性循環(huán)

  - 替補機制：軍戶需登記“正丁”（服役者）、“余丁”（替補者）、“繼丁”（幼?。?，形成三級替補體系。若正丁逃亡或戰(zhàn)死，余丁必須補位，否則全家治罪。如宣德年間，山西行都司軍戶因逃亡被“勾補”（追捕替補）者達12萬人，許多家庭為避役“父子離散，夫妻分攜”（《明宣宗實錄》）。

  - 土地侵占：軍官利用職權兼并軍屯，如成化年間，大同、宣府等地軍屯“十之七八為將校所占”，軍戶無地可耕，卻仍需繳納子粒，被迫“賣兒鬻女，逃竄他方”。至嘉靖年間，九邊衛(wèi)所軍戶逃亡率普遍超60%，如遼東定遼左衛(wèi)原額軍人，實存僅2533人，“軍伍空虛，邊備廢弛”（《明世宗實錄》）。

  2. 匠戶：官營手工業(yè)的技術囚徒

  （1）輪班與住坐：兩種奴役模式

  - 輪班匠：全國約23萬匠戶中，80%為輪班匠，按地域分為13布政司，每三年服役3個月，往返路費自備。如福建輪班匠赴京服役，單程需耗時兩月，“半載奔波，生計盡廢”。

  - 住坐匠：約5萬匠戶被編入北京、南京的官營作坊（如工部織染局），每月服役10天，朝廷日給米3升，但工匠需自帶工具物料，“名為服役，實則傾家”（《明會典》）。

  （2）技術壟斷與制度松動

  - 朝廷為防止技術外流，規(guī)定“匠戶子女，不得與民戶通婚，世守其業(yè)”，如景德鎮(zhèn)御窯廠的陶匠，世代不得改行，導致“技藝日拙，創(chuàng)新者少”。

  - 正統(tǒng)年間，匠戶因逃亡嚴重，朝廷被迫改革：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年）允許輪班匠“納銀代役”，每人每年納銀4錢5分，較服役成本降低60%。至嘉靖年間，90%以上輪班匠已以銀代役，匠籍制度名存實亡，但住坐匠仍被強制服役至明末。

  3. 民戶：農(nóng)耕經(jīng)濟的賦稅基石與徭役主體

  （1）里甲制下的嚴密控制

  民戶占全國戶數(shù)的70%，其管理依托“里甲制”：110戶為一里，推丁糧多者10戶為里長，其余100戶為甲首，每甲10戶。里長負責編造黃冊、催征賦稅、管理徭役，“凡十年一周，先后則各以丁糧多寡為次”（《明史·食貨志》）。如浙江嘉興府某里，里長需每年統(tǒng)計人戶“生老病死、田宅買賣”，若隱匿不報，“杖一百，流三千里”。

  小主，

  （2）雙重負擔：田賦與徭役的壓榨

  - 田賦：分夏稅（麥）、秋糧（米），江南地區(qū)因土地肥沃，畝稅高達0.8石（如蘇州府），為北方的8倍。洪武年間，江南民戶“一畝之收，不能至三石，而畝稅乃至一石”，被迫“佃富人之田，歲輸其租，亦一石”，終歲辛勞“僅足供賦役而已”（《日知錄》）。

  - 徭役：分“正役”（里甲催征）、“雜役”（修河、運糧、官差）。如永樂年間開鑿會通河，征調(diào)民戶達30萬，“死者相枕藉，役夫怨聲載道”；成化年間，北京官府采辦物料，民戶需“親赴京輸納，路費耗其半，貨物損其半”，往往“鬻田賣產(chǎn)，罄家以償”（《明憲宗實錄》）。

  三、制度的深層邏輯與社會代價：控制與僵化的悖論

  1. 朱元璋的治國理想：構(gòu)建靜態(tài)社會秩序

  - 意識形態(tài)基礎：朱元璋